德國對小孩的教育方式（德國在兒童方面的政策）
21世紀的社會治安好轉了很多,小康社會日益成真的時代,充斥公共場所和社交媒體的,似乎都已經轉移到熊孩子身上了。無處不在的熊孩子,以及他們的老年版——那些被稱作“壞人變老”的一代,和熊孩子們在公共場所的肆意吵鬧類似,也會在公共場所肆意伸出鹹豬手、霸佔座位、隨地吐痰、辱罵他人、裸露生殖器等等。
只要環境不變,這些熊孩子和年老版的互相參照,待他們長大,就會發育成為精緻版的熊孩子,瀰漫整個世界。對此種未來,新興中產階級除了憂慮和不能忍,好像並無辦法,連所謂“貴族學校”都可能是熊孩子的生產機器。
不過,在熊孩子們最終佔領星球之前,世界上至少還有一個“沒有熊孩子的天堂”,那就是歐洲,尤其德國。那裡不止生產甲殼蟲汽車、Rimowa和兒童繪本,還堪稱沒有熊孩子的國度,可以為中國的中產階級父母們提供一個教養的範本。
譬如說,在德國的公車中部,也是停放嬰兒車的位置,隨著公車停靠上下,常能看到德國小孩和土耳其小孩、阿拉伯小孩以及非洲小孩共處平行的場景。然後,最經常發生的情形,就是這些外國小孩們在嬰兒車裡哇哇大哭,需要父母不停安撫,而德國小孩往往就和周邊乘客一樣安之若素,繼續瞪大眼睛瞧著嬰兒車頂的玩具。這一情景無關任何種族主義,只是多年來個人的直接觀察結果,也為許多朋友的觀察所證實。
類似的,如果造訪當地朋友,遇到撫養嬰兒的家庭,也無數次重複著幾乎完全相同的一個情景:不足歲的嬰兒被放在嬰兒房的地上,當然地上鋪著一張毛茸茸的羊皮毯,嬰兒一個人安靜地望著頭頂嬰兒架上的玩具,父母則在另一間的書房工作,互不干擾。
每年探望這些朋友家庭,談的話題自然也離不開孩子,諸如託兒所和幼兒園問題、政府的兒童補貼金、難民危機後的幼兒園吃豬肉問題、上學小孩路上安全問題等等。這些德國家庭的孩子也要忙於各種滑雪、舞蹈、鋼琴課,還有額外的中文課,可是一年年就保持著安靜、活潑、和教養,在中產階級父母的撫養下長大,時刻準備著脫離家庭,融入社會。我還有一些來自德國上流社會和半失業的朋友,如果比較他們的孩子氣質和家庭撫養,幾乎看不出階級差別。
然後,在德國社會,日常生活和公共場所幾乎找不到所謂熊孩子。在公車、火車和幾乎所有公共場所,人們總是輕聲低語,見面打招呼,進出留門。絕大多數人日常穿著也極盡樸素,一眼望去灰黑藍。
例外的情形也有,就是每年狂歡節或者啤酒節的時候,那可能是德國人民最放浪形骸的季節了,火車站變得和倫敦的週末街頭一般,躺滿喝醉酒的男女青年,也是每年強姦案、搶劫案發案率最高的幾天。平素日子裡,嚴肅的德國人也只有在天體海灘上展現快樂的一面,那是忍受每年復活節假期或者暑期高速公路爆堵塞車後換得的自由。
偶然入耳一片喧譁,不用抬頭就知道是美國人或者中國人,偶見花枝招展跟環境不搭的也多半來自中國。就像國內的情形,公共場所無一不處於嚴重噪音汙染中,總有人在地鐵車廂上旁若無人地放聲看視訊、長時間打電話、吃包子；上下電梯難得遇到耐心等候或者留門的,總是不停地按關門鍵；街道和公車、地鐵一樣,總是被高分貝的音樂聲、廣告聲佔領。更有一次在健身房,我向旁邊的跑步機使用者抱怨,希望調低機前電視的聲音,說“這不是家裡”,得到的回答卻是:有什麼區別嗎?無語的我只能暫時離開,默默舉鐵。
通常看來,這一分別,只是中國人和德國人在群己權界上的差異,包括對身體安全距離的感知差異,或者對隱私概念和公共性的認知差異,就像大多數中國人永遠喜歡唐人街的喧囂,這似乎也是廣場舞的正當性的心理基礎。這種差異,也很容易被歸為國民性或者國民素質的差異,儘管所謂國民性(特徵)已經是一個過時的概念,在一個世紀前流行,也同樣容易被今天的知識分子所否定。
但是,其中所包含的國民對於自我身體的感知和控制,如同福柯所強調的身體規訓問題,卻伴隨著啟蒙時代以來從宗教社會向世俗社會的轉型,也就是查爾斯·泰勒的名著《世俗時代》所努力揭示的,身體的浮現,與新教倫理一道扮演著世俗時代形成的關鍵,它聯結著個體和整體,也聯結著基督徒的生活和人們對社會秩序的想象。
而所謂熊孩子現象,理論上說就是輕微的逾矩行為,尤其是對公共秩序的破壞,卻如同那些在公車上啼哭的嬰兒,仍然停留在肛欲-啼哭的反應模式中,彷彿永遠沒有斷掉的臍帶,在父母的庇(溺)護(愛)下為所欲為,並沒有準備融入現代社會以陌生人團結為中心的道德體系。這通常是各國輕微犯罪法庭對付的問題,對屢次違反的青少年——熊孩子通常以感化院、教養所、工讀學校來矯治。而有意識的群體逾矩,則是社會運動或社會抗議的範疇,他們以故意衝撞社會秩序來挑戰社會主流意識,促進社會變革。
只是,在中國,沒有輕罪法庭,工讀學校和勞教制度也取消了,很多熊孩子的自覺不自覺破壞也夠不了治安處罰,加上警察無心搭理或無力處置熊孩子的破壞,他們被視為家庭(間的)行為。公共秩序只是中產階級的奢望,他們也沒有辦法對付屬於自身階級的熊孩子在公共場所的搗亂。
所以,如果從反例——沒有熊孩子的德國細究下去,就能發現熊孩子所涉及的不僅教養問題,在德國還以另一種非常特殊、近乎民族特徵也就是國民文化養成的方式體現出來,影響了德國的民族主義、教育體制、和社會型別。
教養
所謂教養,大概是中國人民最近幾年最為關心的一個詞了,似乎所有的社會新聞都圍繞著教養在打轉。一切的社會衝突、階級認同、婚姻問題等等,都被歸結為教養。只是,奇怪的,至今還沒有圍繞教養滋生出一個新的產業。人們似乎也只是簡單地把教養等同於教育,對學區房的爭奪也因而代替了一切。
這不奇怪,新鮮的中產階級自身還在迷茫,夾在各種小的、老的熊孩子中間,並不知道如何真正地教養孩子,有的乾脆把責任推給學校,或者只是想把孩子送往海外上高中,更有理想主義的最多把孩子送到打著華德福招牌的學校,全然不知中國的各色田園華德福已經在教授國學,和華德福的自然教育理念根本相悖。
而教養的本義是parenting,泛指父母養育,在傳統階級社會中,教養幾乎就是紳士階級養成和階級再生產的代名詞,特別是禮儀行止、閱讀交談、見識氣質和價值觀等,與學校教育所形成的口音和古典修養等相得益彰。但在現代公民社會的背景下,教養很大程度上與公民教育有關。
不止是現代公立教育體制承擔公民教育的責任,傳統屬於私領域的家庭也同樣需要在教養中踐行公民教育,培養孩子的社會責任感,尤其突出地體現在移民子女的教育和融合問題上,也會反映在暴發戶為得到主流社會承認所面臨的障礙,例如購買超出自身負擔能力的豪華房屋或者奢侈品就會被認為缺乏教養。
在德國,教養的標準已經融為國民標準,包含了一些傳統被認為屬於德國國民性的特徵,如秩序、守時、清潔、節約、能幹、勤奮、嚴肅、徹底、職責、忠誠和正直、保護和捍衛、熱忱、單純等。其中,有些源自騎士精神,有些源自新教倫理,還有些源自德國近代思想浪潮對古希臘文明的憧憬。
相形之下,中國傳統的“禮、智、勇、仁、信”到今天幾乎被人淡忘,這些早熟的道德標準並未完成它們從傳統向現代的創造性轉化和繼承,也未能變成今天中國人-熊孩子的行為規範。而德國的這些道德標準,都不同程度地曾被德國的著名詩人、文學家、知識分子推崇、讚美過,而融入德國文化傳統,成為每個家庭教養子女的準繩。
例如,1901年出版的《婦女當家庭醫生》(Die Frau als Hausartztin),初版800多頁,甫問世就成為暢銷書,也是德國中產家庭的常備手冊,到1913年銷量突破100萬,且不斷修訂,篇幅增加到1000頁,最後一版一直印到1993年才告結束,總銷量336萬冊。這本家庭醫生手冊,涵蓋女性和青少年的身體、生理、生殖、衛生、清潔、疾病等等幾乎所有身體衛生和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初版也早早涉及了青少年手淫等性問題,雖然以現代眼光看未免保守,但在當時已經很是開明、醫學化了,而且屢經修訂。
作者安娜·費雪-杜克爾曼,作為軍醫的女兒,是德國最早的女醫學博士和執業醫師,第一次以女性衛生的角度詳盡教導家庭和婦女如何培養兒童的成長,從洗澡洗衣到疾病護理,甚至包括如何矯正兒童讀書坐姿的細緻插圖。這些都是教養的內容,猶如小時候家父母總是提醒我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絕對容不得葛優癱,而且白天不能沾床、早晨起床一定要自己整理內務等等。這本家庭婦女治理家政的“黃金寶典”,因此堪稱現代德國以身體為中心的家庭教育的先驅,大大提高了女性地位和以中產階級為中心然後擴散到所有德國家庭的普遍教養水平。
在查爾斯·泰勒看來,這也許最好反映了德國社會為進入現代化也就是朝向世俗時代轉型的準備,其意義不次於一場大革命前的準備,如考茨基曾經所說,不是準備革命,而是為革命而準備。
事實上,在泰勒的《世俗時代》——這本關於現代性的大學必讀書裡,過去500年從宗教生活向世俗生活的轉變正是一場巨大的社會革命。其始作俑者是馬丁·路德,連同隨後跟進的加爾文,他們共同以一種原教旨主義運動的宗教改革重新定義了社會秩序的目標,不再是跟隨上帝的方式,而是人間福祉,追求秩序的力量也不再從上帝支取,而是依靠屬人的能力,也就是從因信稱義出發衍生的個人主義的興起,催生了洛克、格羅秀斯等等對政治秩序的想象,尤其是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之隱喻所代表的個人主義和經濟秩序的關聯想象。
而那些清潔、嚴肅、能幹、嚴謹等等19世紀以來德國國民性的建構,正是路德以來德國宗教革命所喚起的個人主義和知識分子如康德對道德社會的秩序想象兩者相結合的產物。在今年,也是路德在維滕堡教堂貼出“九十五論綱”500週年之際,重溫這條從路德到康德的轉型之路,或許才是瞭解一個“沒有熊孩子的天堂”的最好方式。
路德張貼論綱的大門
Bildung
其實,這些關鍵詞中,如“能幹”(Tüchtigkeit),有著豐富而複雜的含義,很難翻譯成其他語言。德國朗氏法語字典把它譯成“一個人所具有一切所需的能力”(qui a toutes les qualités requises),而朗氏的《英語學生大詞典》中根本就不譯,只是列舉了一堆近似詞,如capable, efficient, competent, qualified, clever, skillful, proficient, experienced, excellent等等。而在德語語境中,能幹和美德(Tugend)詞源相同,兼具倫理價值,包含對一個人出色才幹的肯定,個人的表現也就同時具有了社會評判的意義和關聯。
與此類似,德國的教養概念體系中有一個最為核心卻也是難以翻譯成其他語言、因此不具普世性的,是Bildung。它不同於教育education,或padagogy, 可能是德語中一個最難以捉摸、卻最有德國文化特色、也能代表德國制度真實的概念。譬如,加上字首Aus構成的Ausbildung,是泛稱學歷教育的意思,德語口語中的常用詞,卻可以包含中文語境下學歷教育之外的自學和其他學習方式。
儘管德國有著世界上可能最為嚴格的法律(例如一部在納粹時期通過的專門法律至今有效,禁止德國以外獲得的博士在德國自稱博士),但是有些政客還是設法通過函授和抄襲獲得文憑,後者一經查出就身敗名裂。不過,最勵志的莫屬前社民黨總理施羅德,雖然早早就因家境原因脫離了學歷教育而分流在職業教育軌道,但是18歲後幹著地盤工人和銷售職員的同時堅持上夜校,1966年22歲時通過了高中畢業考試,並取得在哥廷根大學學習法律的資格,十年後通過了第二次法律國家考試,開始了律師爾後政客生涯。
施羅德如此漫長的學習,堪稱 Bildung理念的化身,也能代表典型德國人的成長曆程,特別是那許多在大學裡一泡就是十幾年的學生,社會對大學生的寬容和優待也來源於此,彷彿德國哲學家阿爾多諾的解釋:Bildung就是讓等待成為可能。這不就是最契合資本主義的“迂迴生產”精神嗎?只有足夠陳釀的葡萄酒和威士忌才能賣出好價錢,注入工匠精神的機械裝置和耐用消費品也如此,連德國的職業培訓制度甚至勞資集體談判也遵守這一精神。
對德國人來說,在教養的意義上,Bildung是有著強烈個人主義色彩的,它包含著個人應當努力去完善自我的目標。換言之,它不同於通常的教育,因為它是不可見的、嚴格個人化的,意味著一種異質性的教育,而非標準化的、可以客觀標準衡量的教育。也與通常的父母和教師教育相反,這些家庭教育或者學校教育的工作多少都是可替代的,可以由他人取代。
字面上,Bildung則是不可替代的,英語世界也只能照搬,還有一系列英文的近義詞,如formation, growth, shape, training, education, culture,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culture, refinement, good breeding等等,合適的中文意思也許是“養成”,意味著在教養和教育的同時發揮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天賦進行自我完善。在德國,這種教育理念被認為是塑造所有人道德標準的傳統智慧,也塑造杜克海姆所說的社會化方法(socialisation methodique),而構成社會的支柱。貫穿了從17世紀到洪堡教育模式再到今天的德國教育的核心,也是真正的華德福式自然教育方式所秉持的,按照人的天性自然發展,每一個人最終都能夠成為不一樣的人,也是充分發展的“能幹”的人,兼具個人主義和道德義務。
或許,德國這一關於人的發展的理念,才是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社會的構想來源。事實上,按照霍布斯鮑姆的說法,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原型本來就源於新教衍生的與共濟會、燒炭黨類似的、前身為在日耳曼移民勞工基礎上形成的日耳曼大眾社的正義者聯盟。而歷史程序中的Bildung,也正是從過去500年的新教革命引發的社會變革基礎上一步步演變而成。
對這個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的奧古斯丁。在實用和享受的區別上,奧古斯丁把Bildung歸為享受一邊,區別於實用。 Bildung-養成教育是對它自身價值的肯定,而非為了實用或功利的目的,13世紀建立的方濟各會的托缽僧們也始終踐行這一神學修養的原則。至今仍然在德國偶爾看到年輕的芳濟各行遊僧人,他們要獨自在工地或者農田一邊打零工,一邊傳道,像黑森武士一般度過若干年這樣的苦修,才能完成學業。
方濟各會修士
這種漫遊、獨自苦修的方式和傳統經院不同,跨越了現有社會領域和秩序空間,恍如另一種中國人眼中的“熊孩子”,卻孕育了14-15世紀大批出色的神學家,包括兄弟教會道明會的阿奎那,也與德國的漫遊傳統相契合。慕尼黑的今天還有古老的芳濟各啤酒,而Bildung的個人養成教育傳統也保留下來。
譬如說日耳曼人森林流浪傳統衍生出的流浪武士,在地中海國家充當僱傭兵,功成名就者就躋身騎士和年輕貴族,形成近代德國史上最重要的容克階級,塑造了普魯士軍事傳統,堪稱另一種Bildung-養成教育的典範。在海外,他們還參加了北美獨立戰爭的雙方,也是戰後法國海外軍團的主力,參加了奠邊府戰役,至今仍然是梵蒂岡瑞士軍團的主要兵員。
不過,將這種個人的學習推廣到所有人,特別是普通德國人,卻是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功勞。新教的核心是神恩和敬虔,信徒與上帝間的“因信稱義”的直接溝通,代替了傳統家庭和共同體的臍帶聯絡,也產生了世俗社會中一種新的平等和團結的可能,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和個人行為模式。雖然他一方面在諸如《加拉太書註釋》裡借保羅之口否定世俗律法的重要性,認為單單遵守外在的品行並不能成為基督教,但是在1521-25年農民革命中轉向維護世俗權威和秩序。在1524年的動亂時局中,路德從維滕堡寫信給德國各城市建立學校的委員會,“對男孩和女孩來說,最好的地方就是學校……世界需要善良的和能幹的男女從外部來維護世俗地位,這樣才能幫助公平地統治國家和人民,婦女也才能教育子女和僕人並維持家庭”。
在歐洲中世紀的轉折點,第一次,由路德強調了對所有人特別是婦女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世俗、教育、家庭和秩序就這樣從路德開始,成為新教對社會的想象,開啟了一個世俗時代的轉型。
遠在日內瓦的加爾文更為政治化和積極,但對這個德語詞並無多少體認。他所堅持的,如在《基督徒生活的黃金手冊》中,是關於基督徒的敬虔即盼望永生是會產生正直行為的,呼籲信徒們節儉生活。這種加爾文主義對信徒個人的永世默想的推崇,當遇到大航海時代將大自然帶入人類的道德想象後,如泰勒所說,從不同方面改變了我們。這可以解釋美國西部荒原對新教徒的震撼,也同樣可以解釋一個自然科學時代的開啟對德國民眾心智的重塑和對新秩序的想象。
其後,如路德所願——他被1525年起義的農民批評為“諸侯的宗教”而不是“人民的宗教”(路德本來就因得到薩克森選帝侯的庇護而免於教廷的懲罰),宗教改革所引發的連綿不斷的宗教戰爭最終促成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了現代世俗國家的基本政治秩序。然後,一切新的概念和方法,無論是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政治算計,還是配第的經濟計算,或者哥白尼的革命發現、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和康德的理性研究,終於在人文主義和啟蒙主義的浪潮下相繼湧現,代替了陳腐的宗教語言和幽暗的時間維度。只是,加爾文主義的美國新教徒只有到1928年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向他們揭示了薩摩亞人的青春期——那種充分自由發展的可能之後,才意識到德國式養成的自由。
而在德國近代前兩百年,德國的浪漫主義和人文主義時代,這種自由發展的養成教育繼承了“基督教要佔據內心”的教誨,不是側重發展個人能力,而是如當時德國哲學對整體性的強調,把個體當作集體的單位,注重從經典中培養“內心的提高和貴族意識”(洪堡語),對新興科學的態度也是融入生命,強調研究和學習的統一。這也是洪堡大學模式的精髓,追求在近代科學體系中完善自我。
應該說,中國社會(特別是知識界)過去數十年對科學、知識和生命的態度也是如此,而且很好契合著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的儒家心學,頗有一絲現代主義早期的科學神祕主義感覺,任何敢於挑戰權威的很容易被當作異端來對待,如同加爾文在日內瓦為維護城邦的威權做法。其實,現代社會控制的原則也產生於這一階段,如同亞當·斯密的神祕主義解釋,當個人的最大化追求和社會的整體目標一致時,就達到了最優的社會控制。如果熊孩子們都在努力創業、掙錢、消費、還房貸,那麼也就沒有熊孩子了。這不正是中產階級對自由主義的秩序夢想嗎?
也是從19世紀初開始,普魯士首先建立了政治警察,形成警察科學,一個以法制和警察權力為中心的社會控制體系建立起來,隨著德國統一和民族主義上升逐漸控制了德國社會,也系統消滅了各種逾矩群體。城市暴力形態只剩下零星犯罪和國家暴力,納粹和極權主義的興起不過是其延伸。在今天的公共場所,可以見到各種控制力量,警察、佩槍的地鐵保安和城市秩序辦公室的人員,隨時干預任何熊孩子似的逾矩行為,特別是那些中國街頭常見的成人打架、當街便溺等。以致於,連火車站周邊的流浪者也都頗有尊嚴,或者賣藝,或者禮貌安靜地行乞、等待救助機構的每天施粥。
而1860年之後德國Bildung概念和實踐的發展,如同這個充滿技術革命、科學霸權和人類衝突和混亂的百年,殘留的養成教育以新歷史主義方法反抗這種科學主義霸權,也反抗科學主義霸權下教育普及和官僚體制的發展對時代精神的改變。養成也逐漸在人類的災難和反思中獲得了更多的批評能力,不僅以公開抗議的形式表現出來,而是如同“我們潛在的鮮活記憶的存在賦予我們的行動和經驗以意義”。這就是戰後的1960年代中期以後Bildung – 養成意識的復興,要求超越日常生活和目的需要,與現實生活的必需要素反向而行。
著名社會學家達倫道夫1965年特別宣告,Bildung-養成是一項公民權利。這在68革命後成為現實,高等教育改革開始,教授們開始創辦自己的大學,如比勒菲爾德改革大學,那所大學的創始教授正是新歷史主義學派代表和控制論理論家。德國大學反而成為 Bildung-養成正規化的大本營,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學生,從19世紀初到21世紀初其比例一直穩定在18-25%之間。而68革命一代的學生,那可能是在中國人眼裡德國戰後唯一算得上“熊孩子”的群體,在新的養成體制下也轉型為豐富的新社會運動,一種群體性的舊秩序挑戰者和新秩序創造者。
勒菲爾德改革大學
養成,也回到了最初的目的和實踐合一的行遊僧模式。畢竟,德國雖然有著新教國家的稱呼,但是今天的天主教信徒規模卻超過新教,19世紀以來新托馬斯主義的發展早已經大大豐富和擴充套件了德國對個人養成、對社會秩序的態度和想象,區別於新教大陸,也以古老的苦修傳統繼續示範著普通人如何在世俗時代以這種異化、帶著神學色彩的術語——Bildung,在紛雜的社會化空間裡“保持學習和人類經驗的自治”,而努力趨向德國哲學如貝克在全球化時代向國民示範的個體主義社會的可能,如何維持一個負責任的個體學習和性格養成的正規化。
在這樣一種養成模式下,任何宗教爭論或者階級衝突都顯得無關緊要,都不成為社會生產和容忍熊孩子的理由。剩下的只有零星犯罪和拒絕養成教育而仍然停留在肛欲-啼哭模式的“巨嬰”族群,後者仍然停留在前現代的家庭為中心的傳統倫理中,據說還要繼續發揚光大,然後他們的擴張恐怕是不僅德國、也是全世界的共同威脅。